三國時代魏國儒家學者，著名經學家王肅（195-256），字子雍，出生於會稽（今浙江），祖籍為東海郯城（今山東郯城）。漢獻帝興平二年出生，卒於三國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。
東漢末年，被孫策譽為「雅儒」的王朗，即為王肅父親。王朗曾為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周官》等經典著有注解，是一位博通經學的專家。所以，王肅自小，便跟隨父親學習經學，通熟今、古文經。直到十八歲時（213），王肅隨宋衷學習漢代揚雄《太玄》後，已能提出自己獨立的看法，充分顯露善於思考的辨析能力。
魏明帝黃初年間（221-227），王肅擔任散騎黃門侍郎。之後，又擔當散騎常侍，領秘書監，兼職於崇文觀祭酒，專門掌管藝文圖書之類的事情。魏明帝景初年間（238-239），皇室雖然盛興，但人民收成不好，竊盜、犯罪事件增加，社會動盪。因此，以孔子所言「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」觀點深為戒鑑的王肅，便上呈疏文，強烈建議皇上：
應要給予人民休養生息的恩惠，保持平穩安寧的社會風氣，並且努力充實國庫存糧。為要讓人民得到充
分休養，在徭役方面，就應該減省一點，讓人民少一些其他的負擔，而能多花點時間在土地、農作之上
。……若能如此行之，自然能夠取信於民。而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，這就會是國家最大的財富了。
在疏文中，可見王肅對當代時事的理解、人民的關懷，以及經典古籍中所載之禮法，該如何有效落實現實生活，都具備一定程度的運用能力，以及優秀的文字表述技巧。當然，這必得歸功於王肅家學的深厚淵源，有一個能夠提供他廣博學習古文、今文經典傳注知識的環境。其實，王肅很早就已精通賈逵、馬融一派的古文經學問，而對鄭玄一脈頗有異議。在當代以鄭玄為首的學術主流風潮下，王肅可說頗有自己的治學理念與風格。於是，王肅有計畫地著書立說，在明帝任內的十多年中，不僅為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左氏傳》、《論語》作注解，也為父親遺著《易傳》，進行了撰定的工作。
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（240-249），王肅捲入了大將軍曹爽與司馬氏集團的政治鬥爭。因將女兒嫁予司馬昭為妻，他理所當然的向司馬氏集團靠攏。當司馬懿誅曹爽、得到政權後，王肅便擁有參與朝政的機會。終於，在六十歲（嘉平六年，254）那年，持節兼官於太常、總領五經博士的王肅，便將自己一系列的經注、父親的《易傳》，立為學官。但好景不常，隔兩年後便過世，享年六十二。前來喪禮哀悼者，達數百人之多。之後被追贈為衛將軍，諡稱景侯。
在漢末以降的政治思想中，王肅終生展現了以研究經學為手段，以安邦治國為目的的企圖與作風。十八歲那年習得兼採陰陽、儒、道的《太玄》，便大開智性，通曉借用「兼採」的作法，融合當代時事，遍注群經（無論今、古文學，兼而采之）會異同於一。但在自我學問的定位上，王肅依舊以古文經學說為宗，以維護孔子思想的純潔性自居。賈逵、馬融兩位前輩經學大師，深為王肅偏愛，而大力結合今、古文經學的鄭玄及其所開展成的「鄭學」，自為王肅所憎惡。對王肅來說言，古、今兼採的作法沒有問題，有問題的是鄭玄老是「上下義理，不安違錯者多」。所以，看不慣鄭玄作法的王肅，以力求字句與義理上的真實、摒棄明顯迷信的神話傳說、取義於現實生活的方式，撰有《尚書駁議》五卷、《毛施義駁》八卷、《毛詩奏事》一卷、《毛詩問難》二卷、《聖證論》十二卷等書。不可諱言的，每書也都是針對性強烈的著作。
其實，王肅著作甚豐，《隋書．經籍志》中有著錄的便達廿多種，計一百九十多卷；但這些作品皆已散佚，唯清人輯本中，可見部分文字。在經學發展史中，王肅除了對抗「鄭學」外，還另有涉嫌偽造經書的事情，也成為有名的學術案件。當時，「鄭學」名重天下，王肅若要在經典注解上與其抗衡，必得給自己尋找強而有力的理論背書者。於是，他拿出了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等書，欲借孔子與孔門弟子之口，加以自己的注解文字，論治國、用人之方。
根據《漢書．藝文志》記載，漢代曾有二十七卷本的《孔子家語》流行過，上面題為孔門弟子所撰，記載著孔子弟子言行事蹟。在漢、魏之際，王肅自稱從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手中，得到《家語》廿一卷，並親自為其作注。今日，尚可見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部叢刊》均為十卷的版本。當然，歷來學術界皆視此書為王肅偽造。另外，是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未有記載的《孔叢子》。舊說《孔叢子》為秦、漢之際，孔子八世孫孔
ㄈㄨˋ;fu鮒所撰，記載了孔子與弟子（子思、子上、子高、子順、子魚等人）的言行。在王肅批駁鄭玄的《聖證論》中，大規模引用《孔叢子》的文字。在後來西晉皇甫謐《帝王世記》中，亦曾見其引用。《孔叢子》因為與《孔子家語》一樣，行文未有西漢作品的風格，內容與思想也與《孔子家語》相似，古代學者因此也大多視此為王肅偽造之書。
王肅晚年仗著司馬氏集團的勢力，納私家經注為官方學術，「王學」在西晉半世紀長的歷史中，久居官學地位。直到永嘉亂後，東晉偏安江左，官方經學博士九人之中，僅一位為「王學」學者。自此之後，王學基本已確定銷聲匿跡。由歷史長流上看，王肅在當時尊崇孔學的表層中，將道家「無為」思想含納於內，造就成一個新思想的融合體，其雖未有留下足以通貫古今的傳世鉅作，但他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，將天道觀、無為而治觀點等融入儒家學說中，也正好反映了漢、魏之際，儒學逐漸靠近道家學說、玄學將要顯要的重要過渡時期。
撰稿人：陳讚華
圖片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